苏联影响下的专制制度

书里提了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恰恰是苏联在中国埋下了专制制度的种子。作者认为近代以来军阀割据的混乱就局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须知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我深以为然，但是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数千年来的中央集权使得中国人对“统一”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阶级斗争的口号远不如民族解放来的鼓舞人心，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陈炯明的联邦制理想败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对于暴力革命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它也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列宁和斯大林的基本口号

苏共两位早期的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在某些地方其实有所差异，这也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列宁

列宁是靠着与他人的论战逐步走上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地位的，所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有着更为激进的解释，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某一国建成”，所以他的政策是输出革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定会在某一时刻团结起来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苏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并且他坚定认为中央集权只是暴力革命过渡时期的政策。他认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的工人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但是他又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觉悟阶层”，这种机械化的阶级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并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处于理论混乱，直到中国探索出的农民革命道路胜利之后。

斯大林

斯大林的上台是在苏联已经建成“一言堂”制度之后，随着他整肃了一大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他在苏联的地位逐渐变得不可动摇了。考虑到当时苏联国内对常年战乱的厌倦情绪，他及时更改了策略，宣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并写入了苏共党章，同时减少对外输出革命，避免激化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在外交上他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绥靖政策，而非列宁时期一贯的视帝国主义为最大敌人的态度。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做好了准备，但是他领导的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又使得他背上了“杀人魔”的骂名。严格说来斯大林不能说是一位革命家，更像是一位政治家。

之前还读过一篇论文，讲苏联的阶级分析其实是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因为苏共很早就意识到了同一阶级内部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苏共判断敌友大多以是否支持目前执政者的政治目标为标准。可以看出，实际上，斯大林已经逐渐淡化了列宁的“非黑即白”政策，开始以政治的眼光看待革命了。

孙中山的革命功利主义

早年间苏联与国民党非常亲密，甚至有想要把国民党直接改组为工农党的愿望，因为刚成立时中共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党员人数少且以知识分子居多。孙中山此时正处于与列强关系紧张的时候，民族解放意味着与列强的争端总有一天会爆发，所以他倒向苏联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不能简单认为孙中山就是“左派”，书中认为他更像是一个革命功利主义者，为了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不惜一切代价，偏向左或右只是政治上的需要。讽刺的是，这时蒋介石时孙中山手下与苏联关系最紧密的人之一。蒋介石当权以后倒向右派的做法也许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大量政治家都毕业于美国资助的学校有关，这些人的影响力完全可以直接左右南京国民政府的存亡，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苏联和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差异——苏联给钱给枪给人，美国开学校。

“进攻大城市”

中共早期定下的目标是策动大城市中的工人暴动，完全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但是最后由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分析导致了这种目标的完全破产，也导致了长征的结局。实际上除了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之外，当时中国几乎很少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更多的是雇佣工和简单手工业者。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苏维埃根据地式的割据策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当时博古等一批年轻的留苏学生被提拔上了领导岗位，他们急需一些政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于是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毛泽东反而遭到了排斥。所以最后中共倒向左倾错误的深渊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博古甚至宣称红军已经有数十万人之众，中国革命已然达到高潮。更重要的是对于苏共领导人来说，中国探索出的“割据”式革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更何况割据式的根据地给人一种“军阀”的错觉。所以在他们授意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宣告成立，但是这样形成的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不仅不利于革命，反而把擅长游击战的红军困在了一亩三分地之中，大的挫折自然而然是不可避免的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等人甚至没有把撤退计划广泛传播，先让自己逃跑，红军的大部队为自己殿后。

机械的阶级分析和理论混乱

中共早期的意识形态收到了苏共的很大影响，对敌我阶级对立的事实深信不疑，只团结阶级倾向于无产阶级的盟友，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甚至在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中共的口号仍然是“打倒国民党才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了社会各阶层对于领土完整和联合抗日的的呼吁。这只是理论混乱的一个体现，下面还有三个例子：

十九路军

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这支部队参与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与日本的争端以外交形式被解决后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剿匪”。1933年11月20日，由于对蒋介石抗日政策的不满，十九路军将领宣布福建独立，成立“中华共和国”，并且希望得到中共的帮助，但是当时由于中共内部对于十九路军阶级成分的怀疑，没有对十九路军施以援手，反而认为十九路军是“资本主义的军队”，后来这场叛变很快被蒋介石平息，苏联方面也对此事件感到遗憾，因为苏联失去了从福建海上向中共提供物资和武器的通道。解放后蒋光鼐和蔡廷锴都留在了大陆，并且都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蔡廷锴还是周恩来主要保护的民主人士之一。

关于淞沪抗战还有一段轶事：日本在一二八事变占领上海后，在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当时在中国的韩国流亡政府策划了一起爆炸袭击，日本外相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白川义则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官，重光葵后来签了日本投降书，执行这一袭击计划的则是韩国人尹奉吉——他为了不伤及无辜，在各国外交人员都离开之后才扔出炸弹。

冯玉祥

冯玉祥是西北军阀，参与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也接受了其改编。但是他一直以来对蒋介石不满，并且有左倾的思想倾向，接受了苏联的大量援助，1930年他和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以及一批军阀发动了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在中原大战中他曾寄希望于中共红军的援助，但是中共高层认为这是军阀们的自相残杀，不但不给予援助，还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即将倒台的迹象，是中国革命达到高潮的信号。结果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几乎失去了全部兵力，1948年他接受中共邀请，从美国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时船上失火，他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

可以说如果中共对十九路军和冯玉祥的事件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尽早成立“民主抗日统一战线”，也许中国的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写，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有可能不复存在。

根据地的情况

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贫民听说红区有分土地的政策，纷纷来到红区，短时间内红区人口大幅增长。但是后来很多基层党组织报告农民自发组织了协会，甚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力机关，大肆屠杀地主、富农等，甚至会杀害某些贫民，赤色恐怖的现象随处可见，没过多久粮食生产和商业贸易陷入停滞，贫民又纷纷从红区出逃，导致红区人口一直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一些党员也开始怀疑革命：“为什么革命一定要杀人？”实际上中共中央这时对政权的性质都认识不清，一面讲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另一面讲苏维埃是绝对的民主政权，倒是毛泽东早早地意识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使统治阶层震慑。

前段时间看了一段毛泽东的话：“我不希望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情况，那样的话，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深有感触。

托洛茨基和顾顺章

书里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下面这两个人：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在苏共内的第位与列宁差不多，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失败后逃到墨西哥，随后被暗杀。他主张中国革命应当效仿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共应当参与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去，争取设立国民会议，从政权内部实行改革，这一观点与斯大林认为的中国革命已经到达十月革命阶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其实继承了列宁的革命会在全世界迅速展开的理论，与斯大林相比，他更“革命”许多。

顾顺章

中共早期的特务领导人，早年间曾经混迹上海青帮，据说会“遁地术”。后来被抓捕没有严刑拷打就背叛革命，差一点导致周恩来被捕。后来为了防止机密泄露，周恩来主导处决了顾顺章一家，他还要了一只烟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迫不得已，不知道以后的历史会怎样评价我们”，从此以后他再未抽烟。顾顺章叛逃到国民党后仍然从事间谍工作，但是他在军统和中统之间摇摆不定，最后被蒋介石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