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回到高中时已是深秋，到第一教学楼前四百米的大道两端，树叶已经大多红透，我曾经踩着他们在晚上十点半乘公交车回家。上午第三节课刚刚下课，只有十分钟休息时间，以首任校长命名的大道上没有车辆经过——他是清朝人。单调的下课铃一如十年前，但心境早已不同，于是能看见锈蚀的铃铛上被无数次击打后变得光滑的一部分，挂在布满漆黑篮球印记的墙上。零六年学校加装了全套监控设备，在走廊里打篮球的行为随之消失，但那时我们总在讨论监控是否足够清晰。老张还在上课，我在门外等他，盯着墙上的爱迪生画像，好像正在高三时罚站，或者在某一节课昏昏欲睡时以上厕所的理由逃出来，看看操场边南下的大雁。

老张一整节下课都没有时间，提问的学生排队站满了讲台，离高考只剩下一个过年的距离。我没穿校服，在一片黑白校服的高中生当中格外显眼，令人气馁的是他们当中不少人的身高已经超过了我。我记得十年前校服的质量实在堪忧，拉链很容易滑落，而周一升旗时又要求衣冠整齐，于是我只好找来三根别针把衣服给别上。后来某一次我受命在升旗大会上做讲演——可有可无并且最好是无的活动。内容大致是努力奋斗不放弃，同学们尚且沉浸在周日的梦中，并没有经历站着听十分钟胡扯——所谓说话人都不一定相信的话就是胡扯。但我却非常得意，认为这是领导对我的认可。那会儿我明白了两个道理：整齐的黑白校服从远处看上去的确养眼，并且没穿校服还拿着本单词书在默念的学生极为显眼，他们的班主任稍后会遭到批评。有一件奇怪的事，那时市里最好的三所中学的校服都是由同一家服装厂生产的，所谓的学校集中采购。

第四节课下课后，教学楼高层的学生狂奔而下，他们往往是所谓的普通班，尖子班都在一楼，方便尖子生们去用餐，但事实上他们大多自带午饭——我就从这个班里毕业，老张当了我三年班主任，他教数学，没戴眼镜，同时也没什么头发，最经常的穿着是西装加袜子凉鞋，这让我一度怀疑他穿袜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见面时他也是如此，我甚至觉得他毫无变化，他今年五十岁，也许十年前他就已经衰老过度。除了当班主任，遵循早六晚十的作息时间以外，周末还在家里开办补习班，那会儿市里正在喊着禁止教师私自课外补课的口号，但大家也都心照不宣，教师工资低的令人难以接受，上课时间又总嫌不够。也许只是在瞎忙，高三时闲不下来而已。也有老张偏袒补课同学的传言，也许是因为期末考试那几道老张讲过的类似的题目。

他请我在食堂二楼的阳台上吃自助餐，这是我上高中时第二奢华的享受，仅次于从家里带饭。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彼此对某些尴尬的细枝末节心照不宣——我的父亲帮助他的儿子解决了上学的问题。我希望他待我如普通学生，看来并不能如愿，他的笑容令我无所适从。那时他是严厉的代名词，在早自习时没收过我的《小王子》，注音插图版。偶尔也会突然出现在教室后门外，对一切早恋毫不容忍。我问他一句：“尖子班现在如何。”

他叹一口气：“公立学校又能如何呢？”

我于是把他们俩结婚的消息告诉了老张，他似乎有些感慨，但没有歉意。他们俩是高中时早恋的重点照顾对象，据说他们的恋情从初中就开始了。男生在十八班，教学楼最高的地方，女生则坐在我的右手边，隔着一条走廊——那会儿我们还是按照期末考试的排名先后来依次挑选座位。某天我们围在教室后门，正把一个男生和扫帚拖把关在后门与墙角构成的三角锥区域里时——我们把这种游戏叫做“看守所”——老张走进来把女生叫走，我们则被通通吓回了座位。女生停了几天课，据说后来是女生的父母给予了默许，最后他们俩一块儿去了一所二本大学，即使在尖子班，一本率也不能保持在百分之百。这班里的学生并非全部的考试专家，更多是达官显贵的子女，所谓的“走后门”。老张其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多年前考上清华的传奇难以再现，而那还得益于一场举国震惊的大地震，他的教师理想变得愈发的不现实，开始后悔拒绝了私立学校的高薪邀请。

我咬了一口学校的炸鸡排，就像嚼着木屑。二十年前老张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意气风发，西装皮鞋粉红领带，彼时他作为培养了清北学生的英雄班主任，头顶上还有头发，学校买下来本地报纸的最大头条，高中时他接受采访的视频也广为流传，我们争相背诵他的语录——我为一中自豪，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校歌。正在聊着，柳老师向我们打了个招呼，随后坐在老张左手边，她仍然很漂亮，永远是精致的单马尾，以及那流利的英语，多亏她我的口语才没有变成中式英语。她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仅次于体育——高二时候的美术课也不错，但高三时取消了。一种的音乐美术老师一股脑儿地到了艺术特长生班级里去。我认识一个那班上的同学，他说美术生的耗材比学费还贵。我明白了这原来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垄断生意，怪不得“穷学计算机富学美术设计”。

柳老师是老张的学生，师范毕业之后回来一中任教，并且成为了老张的妻子。我可以想象柳老师父母扭曲的表情，他们会思考老张死后怎样。高中时有传言老张与女学生发生了不少丑恶的事情，导致老张的人望跌至冰点，学生在他的课上集体走神以示抗议，最后不知谁是输家。校长似乎找老张谈过，最后以一句婚姻自由无疾而终。

新校长如何。我问

老张连连竖大拇指，很不错，他说。

上一任校长现在正在蹲着监狱，贪污受贿，至今一中里仍然有一栋楼空着，它属于房产商。一中的地产基金被挥霍一空后还欠下了一堆外债。我对上一任校长的记忆仅仅剩下他那毫无煽动性的演讲，自以为辞藻华丽，衣服油头大耳的官僚模样，你很少在学校里见到他。新校长由教育局指派，同时带来了钱，但也只有钱，我知道他不会是一个教师，教育局里的人都不是教师。多年来一中的学生在夏日里只靠着挂在头顶的小型吊扇过活，偶尔自带手摇风扇和冰镇可乐。到我回去时教室里已经有了空调，外机正好架在花坛上。

现在我有些感慨，黑色碎石跑道变成了塑胶，下雨后永远积水的地面新建了排水口，但是仍然有积水，翘起的瓷砖倒是都被换掉。但我最喜欢的校门口的小吃摊也全部消失，再没有扑鼻的油烟味道和长痘的风险。但这些与来自省会的顶级私立学校相比都是微不足道，他们甚至有室内恒温游泳池与信息学竞赛培训，一中的学科竞赛一直是一片荒芜。他们是一中最强劲的对手，但他们甚至没有把一中放在眼里，一中连省重点中学都不是。所以那时我对老张说：

“我一定要离开这儿。”

但是我想，也许以后这儿会一直如此，各自安于现状。“我遇见过有天分的学生，”老张说，“但后来都去了省会中学”。那儿的最高奖学金有十万，而且竞争从高一时就开始了，他们的口号是“教育学衡水”，那会儿我还在学生社团里游手好闲不交社费。现任校长后来也派出教师团去衡水中学“取经”，老张也在其中，他惊讶于那儿的生源：“有些人是不适合考试的。”他说。我们都认同天赋的存在。我问他：“刘一如何了”。他沉默良久。

刘一是尖子班里极特别的一位，见过他的人一定会对他的自律印象深刻。他自幼身体不好，长得矮小，但每天清晨六点一定会去操场上跑五圈，我每天早上还嫌睡觉时间太短。他不玩电子游戏，聊的话题是数学物理，人际交往大多来源于讲解题目。高考那天老张仍然看见刘一在跑步，于是问他这几天在做什么。“看大学物理书”，他说。他后来考了年级第二，去了985的物理系，有转到计算机，之后再未有消息。

但事实上我更羡慕安七，擅长篮球与英雄联盟，周末时候总会打上两局，下课时跟其他男生混在一起，上厕所时总作为男生的领导者，有点儿天才的模样，在吊儿郎当的日子之后考了年级第七，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深夜一点的网吧里偷偷做题。老张说他：“认真学习就可以上清华”。老张一直为安七惋惜，也许他追求到了自己的生活，但老张总觉得他可以去更好的大学。

这是无奈了，老张说，高考不是一切，但很重要，很多人抱有遗憾，对一切不甚在意——如果没有遗憾结局是否不同？我放下筷子向他道别，路过李南倩跳楼的地方，一群网友正走进一中来学习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