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偏激的标题，但某种程度上却讲述了一个事实，并且仅仅是我所看到的事实。我不能用精确的数据来表达这一切，也许只是一种个人的宣泄。

我在大学里度过了将近一年，唯一感觉我身边的一些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毫无头绪，仅仅在昏昏沉沉中凭着各种娱乐手段消磨时光。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们能找到不计其数的毫不重复的娱乐方式。渐渐地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到希望的影子——而这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他们刚刚19岁，或许18岁，却活成了60岁的模样。偶尔我在心中愤慨，往往以一句“人各有志”宽慰自己。有意思的是，大学里的职业规划课几乎形同虚设，那些迷茫的大学生仅仅为了学分去上课，而任课老师也仅仅是完成任务。于是有一种奇特的景象，老师在台上念经，学生在下面玩手机，居然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大学的特产，在高中是不可想象的。

很难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一整个社会的问题一定不是个人的错误，它是个人的错误与无数人的从众心态的高度叠加的产物。在我看来，出生在1999年以后的一代人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开始显现的一代人——我正是其中之一。我曾经写过关于功利化教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达一中门口永远的洪涝和从不露面的校长，虽然现在校长已经换了一届，但问题似乎在愈演愈烈。换个角度讲，教育也许也是被裹挟的一方，学生的标签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过去十年里中国社会的功利化程度在不可避免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深。

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前一段时间的双一流大学评选，我们学校没有评上，尽管大多数校领导都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于是在那晚的微信公众号推送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尽管我们学校没有评上双一流，但是前一段时间。。。”不敢承认失败，看来这所学校尚不够成熟。但其实有时候也会叹息，怎么自己沦落至此。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刚刚结束插班生考试，尚不知道结果，无论如何是已成定局了，也许之后会另写一点关于这场考试的故事。人这一生真是考试多多。

高考结束后不久我上街转转，看见一家酒店门口贴着“承接谢师宴”的横幅，下边儿还一句话：“考上211，985的同学开设宴席将免费获得手提箱一个。”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的学校既不是211也不是985，录取分数线却高过一些211和985，说来满讽刺的，人的简历就像贴满标签的金块，进一步的，人成了贴满标签的肉块。肉块是不会动脑的。

这其实是老生常谈，211，985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头，而是实实在在的资金的象征。大学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有，可以参考兰州大学的困境——它只能依靠教育部的援助，因为兰州当地政府难以支撑这样一所曾经的顶尖大学的生存，而那些援助仅仅是杯水车薪。反观清华，它已经不是一所大学，它就是一所研究机构，那儿有科学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和钱。但也有科学所不需要的——功利心。

写到这想起来衡水中学，2018年通过清华大学自主招生的学生有72名，比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还要多。但有一个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习的学生有多少抱着参加高考的坚定的志向呢？衡水中学和人大附中也许是中国教育的两个极端，前者是偏僻城市中学在高考困境中能做出的唯一选择，而后者是更优越阶级用来维护自己下一代的阶级的工具。似乎很久没有人体过阶级流动性这一词了，是否是因为大家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我原来看过一句话，深以为然，“哪一天衡中不再有这么多清华北大的学生，衡中就将走向灭亡”。这句话几乎适用于中国所有129个五线城市的中学——我的故乡也在其中。在那样一个地方，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就是状元。尽管科举已经消失了一个多世纪。

我出生在新课改之后，所以对那次改革没有太大印象，据说它撬动了中国教育的根基。在四川省，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几乎不存在矛盾，所有中学都一边倒的朝向了应试教育一边。不久前电子科技大学ACM邀请赛上，前四名中有三支队伍都来自成都市第七中学。那时有个笑话，说七中老师上课时教育学生，不好好学习你们将来就到隔壁去读书——七中隔壁是四川大学。我在初中毕业时还去尝试过成都四中和川师大附中，遗憾都没有考上——也许不是遗憾。

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事儿是中国无数大学在比拼科学院院士人数的时候，圣彼得堡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佩雷尔曼，在一本非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将近两个世纪。钱学森的大师之问仿佛就在眼前，偌大的中国为何再无“大师”？。但我对此有我的思考，也许我们还有大师，但是要在许多年后才意识到他或她竟是大师。但愿如此，但愿我们没有在谋杀大师。我所认为的是，大师不会为了一百万美元去解决一个数学问题，佩雷尔曼也拒绝了解决庞加莱猜想所获得的一百万美元。这在中国是不可理喻的——对那些学术造假的人来说，宁愿用抄袭的论文使自己成名，也不愿意花时间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并且他们认为抄袭而来的利益应当属于自己。难怪中国被批评为盗版之国。这就是贴了标签的肉块。肉块总是需要更多的标签。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新闻里述说中国中学数学教育的种种弊端，回头看看，的确如此，中学数学体系是支离破碎的，几何与代数互相混杂，甚至还有不少错误。数学这样一个严谨的学科尚且如此，别提化学和生物这种偏重于实验的学科了。高中时没有实验的条件，于是从此我对化学和生物是避之不及——于是在高考时错了4个化学选择题，24分，对完答案那天晚上我甚至准备好复读了。没想到最后语文还行，终于没有回到高三的教室当中去。

我想起来贾糊涂，他就要高考了，去年他比我低四分，现在他是川大水平。我希望他正常发挥，切莫囿于过去。

中国的基础学科向来不吃香，我报考大学那段日子还有说机械系和化学系是毕业就失业的典范的论调。我一直没看过《厉害了我的国》，我觉得这电影的名字就很三观不正，抄袭了一段网络用语后拿来歌功颂德，实在是啼笑皆非——最搞笑的是我们学校居然还集体组织观看。我觉得现阶段，我们还是正视问题为好。与其吹嘘更快的火车和更高的火箭，不如回头看看没有芯片的中兴和没有教师的农村。

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昨天我坐滴滴打车回学校，路上跟司机聊天。他是河南人，坦率承认自己的两个孩子并不擅长考试，也许二本都考不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接下来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河南省好像只有一个211吧。”他回答我：“211是什么。”此外他还给我分享了不少关于他的朋友是如何花钱把户口弄到西藏去来让他的子女更容易获得顶尖大学的敲门砖的故事。我只能苦笑，并且以苦笑回应他对我的大学的称赞。

这天我去打羽毛球，惊讶地发现与我同组的男生来自达州桥湾，一座不起眼的小镇。他甚至没有QQ空间，在信息化时代里就像一个隐士。我的好友于霖也是如此，我在摩尔庄园里游走时他在乡村放牛。

这种乡村与城市的差距正在被慢慢拉开，我所有的高中同学几乎都没想过毕业后回到故乡——因为他们努力的理由就是离开那里。我也一样，虽然现在只感觉上海也许并不适合我。我在《中国的文化》里就写过这样的现象，难以否认乡村中学的学生几乎没有出路，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决定里他们进入顶尖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以后有机会我会去尝试支教，在那之后再来讨论这些。

中国的许多顶尖大学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给乡村学生开放了加分政策和所谓的专项生计划。可笑的是这些政策往往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在我的故乡有那么一所传奇中学，每年几乎都能有一个清华——因为那是一座国家级贫困县里的中学，那儿的学生能享受十分的加分。最终的事实是几乎只有家庭条件不那么差的学生能进入那所中学就读，而真正贫困的学生仍然求学无门。

很难想象那些为了十分而迁户口的家长们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态，不能简单评价是错或对——多数人都在做的事是没有对错可言的。这种心态，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部分，希望他不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