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现在有一种怪风气，总是倾向于怀念过去的时代——比如唐宋或者建国初期，并且以此来逃避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实。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想法，历史在被记录的一瞬间往往就已经被更改。在谈及当下反腐形势时，很多人会称赞毛泽东时代给贪官污吏定下死刑罪名的做法，却忽略了当时生产水平低下，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所以说，要客观评价毛主席，就不得不仔细分析当时广阔的社会背景。

中国曾经“以苏为师”、“一边倒”，在讨论我国历史之前，不妨先来简短地分析苏联的历史——他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生国家在三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在二战时期，苏联在斯大林模式的领导下又一次高歌猛进，一跃成为了世界工业生产的领头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的极度落后和政治体制的严重僵化。赫鲁晓夫上台后又狠抓农业，甚至推广“西伯利亚种玉米”，这种揠苗助长的强制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他还大肆批判斯大林，造成了苏共内部思想的混乱。而上述种种弊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愈发加剧，举一例那个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则苏联政治笑话：

某人在街上大骂勃列日涅夫白痴，被判入狱八年——罪名是侮辱国家领导人罪三年，泄露国家机密罪五年。

所以尽管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里军力达到了鼎盛，却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不可逆转的祸根，也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最终也宣告失败。

毛主席事实上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端，他是党内第一位提出任期非终身制的领导人，并且要求自己的遗体必须火化——他正竭力避免个人崇拜的结局。但人一旦身居高位，往往身不由己，文革时期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这却并非毛主席的本意，是江青一伙人“篡党夺权”的道具。在建国初期，毛主席甚至考虑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无奈朝鲜战争后国际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只好凡事照搬苏联。如今北京市各项资源的过分集中，正是计划经济制度下“举全国之力办大事”的副作用之一。

建国后的三十年对我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好也有坏。于是邓小平在评价毛主席时采用了一种极为审慎的说法：功七过三。我不得不感慨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毋庸置疑，他天才般的军事才能保全了中国革命的原始力量——事实上，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邓小平并未像赫鲁晓夫那样对毛主席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的方针下给关于毛主席的一切争论定下了基调：

诋毁毛主席就是诋毁共产党。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理论：“稳定压倒一切”——否定毛主席就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在目前的情况下看，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国极有可能沦为下一个伊拉克，甚至在上世纪末的颜色革命中就宣告解体。

我仍然认为毛主席不愧为一代伟人，尤其是他的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也许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倾向于与别人一较高下，不愿意受制于人，并且容易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于是在大跃进时期，一个极怪的情况出现了：中央在担心粮食过剩，地方农村却在饿死人，甚至整山的树皮和草根都被吃光。那时人们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不惜牺牲事实——这种过分的蒙蔽在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年代被无限放大。毛主席犯的错误并非他个人的错误，二是整个国度的狂热与盲目。倒不如说历代的伟人们大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