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坐法，话题还是比较多。首先在历史书上，最早的连坐法在秦朝，商鞅变法那会儿，亲戚朋友都要互相检举，不能“弃恶盖非”。名义上讲得好听，是为了不要让罪恶有所掩盖，实际上不过是加强君权。毕竟那才是封建社会初期，人类才刚刚开始了解世界，不能指望能对自己是个独立的人这件事有很深的理解。1926年北伐战争之前，蒋介石在黄埔也发了一份《革命军连坐法》，撤退士兵杀无赦，它的成果都写在历史书上——北伐战争胜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上周我们班主任开始实行一种叫分组学习的制度，六个人一个小组，分别由全班排名前九的同学担任组长。每个组有一百的操行评比分，不良行为会导致扣分，好行为不加分，当然规定里也没写什么是好行为，满眼都是“禁止”、“禁止”。我记得最清楚一条，抽烟喝酒耍朋友，扣二十分，取消评比优秀小组的资格。这条规则有点押韵，而且通俗易懂。除此之外，班主任在宣读他自己写的规则的时候还加了一句：“你在外面耍的时候，就要记得你的兄弟姐妹们，不要让他们受苦。”

之后这套新规则就开始执行了，但是效果不太好，因为规则都很奇怪。比如为了“践行活跃课堂的宗旨，每个小组的每个人每周至少举手发言一次”这一条，不仅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完全不符合实际——我们数学老师上课从来不专门抽人回答问题，凡是被点的人几乎都在睡觉。我们被填鸭太久了，突然要我们改过来还真不习惯。唯一一点好处是，班主任同意让我们向他提意见，改一改规则。就跟皇帝一样，皇帝高兴了给你一点权力，不高兴了就发配边疆。我其实挺想提个意见说取消这制度吧，但是最终因为没资本而放弃，这次中期考我在年级退步了六十多名。

我们班主任曾经教出过文科状元。凡是状元二字结尾的，一般都跟光宗耀祖有关系，估计我们班主任也沾了一些光。原来有别的老师对他说：“张哥，你现在可是达一中的功臣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他对分数就格外看重，成绩好的，选位置可以随意，还能得到更多的国家助学金。说起这个，我们班上有五十个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名额，分三种等级，一千五，五百以及三百。我们班主任规定，除了真的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其他人拿多少奖学金都由成绩决定，按照顺序从下往下排列。同样是欺骗国家，也得有个先后次序。

于是，我们小组的六个人就被一种奇怪的制度约束到了一起，然后又用成绩把我们六个人分成了六个等级。我们班主任好像认为当组长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的想法。我们不过是同学，一起学习，考上大学之后可能还再联系，可能今后某个男生会娶了某个女生。但是这一切幻想都被抹杀，为了一个“大学”，为了一个“梦想”，为了一个“未来”。

誰有权利决定我们的未来？

上周看看天下上的评论，美国黑人这几年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看天下给出的原因是：民主是由选票决定的。一语道破天机，民主不过是变相的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至少它也有一个投票的过程，不管它再怎么暗箱操作，不管它再怎么与金钱挂钩，不管它再怎么肮张不堪，也比一人挥手而天下皆往要好得多。

我们班主任挺喜欢衡水中学，这套制度几乎照搬了他们的，连操行评比分这个名字都没改过。说不定几年之后，达一中的学生也能练就食堂侧门进，从正门出来的时候已经吃完午饭，前后不超过五分钟的绝技；达一中的学生也能有几十个清华北大；达一中的学生也能成为全中国最会考试的一群人。但是那又怎样，我们从小就知道了为达到目的要不择手段，从小就知道了自由是可以压抑的，而且自由一点也不重要，从小就知道了只有胜者才能大胆发言。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目的，那么每一个大学生都会是实验的牺牲品。

有时候谈论民主，大家都觉得虚无缥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它。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多少年，你就在压抑中度过了多少个365天。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被迫接受，而是麻木不知悔改。有时候听见我们班主任在台上讲，你们要好好学习啊将来找个好工作啊，我就很难受。我在这里活着，只是为了我自己，我不觉得我有多么高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一个只顾着自己的人而轰然向前。

高一刚来我就和我们班主任吵了一架，因为他占用我们的上课时间来教训我们，我想回去上课，却被他额外多训了一节课。这种不讲道理的事情，恐怕也只有中国的班主任干得出来。我想起林老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大陆和台湾最大的不同，就是台湾能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