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哲学与科学
西方哲学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文明，在那里诞生了《几何原本》这样的科学巨著和《理想国》这样的人类对完美精神的终极思考，甚至诞生了构建在奴隶制之上的陶片放逐式民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实验。但是苏格拉底之死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希腊的哲学发展是有缺陷的，它太超前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至于它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桃花源式的空想，缺乏对生产力进步的源泉——也即科学——的关注，而这也最终导致了古希腊在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罗马帝国兴起后逐渐走向衰亡。
随着时间进入中世纪，西方哲学逐渐成为了神学的附庸。这一黑暗时期带给人类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宗教成为了战争和掠夺的借口，社会则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这也导致人口的增长陷于停滞，生产力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虽然有托马斯阿奎那这样试图将理性引入神学的经院哲学家和达芬奇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发明家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总的来讲，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在中世纪的西方都没有大幅度的进步，而这也许正是意大利学者佩托拉克在1330年提出“欧洲黑暗时代[1]”这一概念的原因。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其说是天才的灵光一现，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生产力在中世纪结束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艺复兴则全方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从神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而随着科学的进步，哲学开始以一种新的形式兴起，就像罗素先生在《西方哲学史》的序言里所叙述的那样：“科学指导人们生产，哲学指导人们使用科学[2]”。不难看出，从这时起西方哲学就开始与科学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虽然这时也有《弗兰肯斯坦》这样象征着人们对科学的恐惧的作品出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对科学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是一张指向无尽财富的藏宝图。而资本主义的泛滥的结果是“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3]”，不过这就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总的来讲，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对科学持有一种包容和鼓励的态度，这来源于西方社会对生产力进步的迫切需求，从中世纪中恢复过来的西方社会意识到了生产力的进步才是让文明得以存续的关键因素，而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例如法国在1794年就创办了第一所工程师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种成体系的科学教育模式与科学发展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最终让西方社会成为了世界科学领域的执牛耳者。那么，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情况又如何呢？
东西方哲学对待科学的态度的差异
哲学是人类思维智慧的精华，而人的思维往往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的极大影响，所以要考察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就不得不考察二者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差异。 古希腊并非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它是由爱琴海周边的无数松散联邦和岛屿所构成的广义区域。古希腊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海洋紧密相连，中国则不同，连片的大陆使得中国古代经济几乎全部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而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又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统一封建社会的诞生要比西方早得多。这种重视农业的经济模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带来了这样三个后果：
- 中国比西方更早拥有了国家组织的人才选拔考试，也即科举考试。
- 封建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文化的逐步僵化，新的思想的产生受到了限制。
- 土地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
其中第一个后果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古代中国对科学知识的普遍不重视。虽然科举考试在早期的确能起到选贤举能的作用，也的确要远远优于西方的世袭制度，但是科举考试并不考察科学知识，自然也没有产生系统性培训科学知识的机构，那时科学知识的传授大多依赖于师徒制的培训模式和极个别科学家的著作。而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稳固，古代中国逐渐失去了对外探索的动力，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似乎也已经抵达了生产力发展的终点，科举考试也最终彻底沦为了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
第一个后果和第二个后果是相辅相成的，明代手工业的长足发展曾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短暂产生了社会分工，而这正是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所提及的“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4]”。但是这一萌芽并没有持续多久，而是很快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了，好不容易等到了社会生产力发达到能够有机会产生一种新的思想的那一天，然而战火和硝烟却总是比理想来的要更快，不能不为中国的命运感到可悲可叹。没有新的思想的辅佐，科学的发展自然也就陷于停滞。
第三个后果对科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则要深远得多。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但儒家并非一种宗教，就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5]”，而是一种社会伦理，在这种伦理下占有过多的财富成为了一种罪恶，这导致人们对财富并不那么感兴趣，甚至商人被当成了一种低贱的职业。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这样分析：“贵重金属大量增加的财富，无疑是导致了货币经济的大幅发展，特别是在国家财政方面，然而，这发展并不足以动摇传统主义 [6]”。既然人们对财富不那么感兴趣，更愿意安身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学而优则仕”的小农生活中，自然也就不会有对更高的生产力的需求，更不会产生欧洲地理大发现那样的时代。没有利益的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是无从谈起。
总的来讲，所谓的四大发明也许更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偶然性”，它可以在西方产生，也可以在东方产生。这种偶然的发现仅仅依赖于少量的科学知识储备，只是由于古代中国相对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更多的人口，它先出现在了东方而已，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古代中国也在对科学的发展做出努力，例如郑和下西洋这样举全国之力完成的探索壮举，但是这并不持久，因为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供科学知识传承下去的渠道，也没有形成崇尚科学知识的社会风气，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来指导科学的发展。这样一来，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后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科学的空白期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了。
四大发明在东西方所造成的影响
四大发明指的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从技术层面来讲，它们在东西方所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它们让东西方都拥有了火药枪，都拥有了远航舰队，都拥有了更多的书籍，甚至率先获得四大发明的中国更早拥有了这些技术。但是从文化层面来讲，它们在东西方所造成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并最终导致了四大发明没有在中国造成像在西欧所造成的那样深远的变革。
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所提到的，古代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会对海洋扩张有太多的欲望，反而它会对陆地上的外敌入侵有更大的警惕性，而传统的安土重迁和落叶归根等等观念也使得中国人厌恶移居生活。所以即使在火药和指南针发明后，古代中国也仅仅是用它们进行陆地的防卫，除了更加巩固封建制度之外它们并没有推动文化的进步。
反观西方，欧洲大陆面积狭小，国家众多，很早他们就意识到扩张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所以西方在拥有指南针和火药之后很快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自然科学随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不断完善而飞速发展，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更使得科学知识能够在社会人群中广泛传播。这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中国的象形字语言要比西方的字母语言难印刷的多，或许这也造成了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困难。而随着对美洲和非洲的不断掠夺，西方社会逐渐拥有了巨额的资本和财富，反过来又更加促进了西方对扩张的欲望，也最终导致了东西方在不久后以一种敌对的姿态站到了世界角斗场的两端。
引用严复先生在《天演论》序言里的一句话：“两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古代中国的士大夫们遵循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古训，相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沉睡在两千多年的黄粱一梦中难以自拔。然而须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任何一个时代，最先牺牲的必定是因循守旧者，最后牺牲的也必定是因循守旧者。
参考文献
[1] Ali, R. U. (2012). Medieval Europe: The Myth of Dark Ages and the Impact of Islam. Islamic Studies, 155-168.
[2] Russell, B. (2013).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ollectors edition. Routledge.
[3] Marx, K. (2013).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mon and Schuster.
[4] Smith, A. (1937).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Vol. 11937). na.
[5] Fung, Y. L. (1997).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Simon and Schuster.
[6] Weber, M. (1991).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 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 Schriften 1915-1920 (Vol. 1). Mohr Siebeck.